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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信阳59年恐怖事件吃人肉炼人油

2020-12-09 作者:故事大全 阅读:
  

  小时候,常听大人们说起“59年”。比如谁家孩子扔块馍馍头,或者丢下半碗饭,大人们总会带着责怪的口吻说:“要是在‘59年’,这块小馍头能救一条命!”,“这些孩子是没有经过‘59年’呀!”

  煮人肉,炼人油

  姜寨吃人肉最多的,孩儿娘应算其中的一个。

  一天夜里,她和弟弟姜树彬一起,从“万人坑”旁边的干沟里背回一个饿死的人。尸体是一个十五六岁的男性。由于两人身体饿得都很虚弱,他(她)们轮换着才把尸体背回家。二人先把尸体的头割下,用刀费力地把颅骨砍开,取出人脑,放在大窑碗中,足足有一大碗;再打开膛,取出心、肝、肺等。最后,把四肢和躯干各个部位的肉全部剔出。人肉装了满满一盆。尽管这个人是饿死的,但其皮下还是有一层薄薄的脂肪,他们又把人的瘦肉和人脂分开来。孩儿娘说:

  “人的脑子很好熟。半夜里,我煮开半盆水,把从颅骨内取出的一大碗脑往开水里一倒,脑就沉下去,因为这是生脑。放些盐,再稍烧片刻,脑就漂了起来,可以吃了。人的脑子其实很好吃,很香。”

  写到这里,我的身上直起鸡皮疙瘩。我几乎怀疑:吃的真是人吗?真是人在吃吗?事情怎么会至于这样?鲁迅先生在《狂人日记》里,写到一个迫害狂总怀疑别人要害他,要吃他,那毕竟是艺术虚构。然而,公元1959年发生在家乡的人吃人,可是千真万确的。假如让伦理家或道德家知道这样的惨事,他们肯定会破口大骂吃人者“没有人性”或“没有人道”。我以为这些“家”们大抵没有尝过挨饿的滋味,属于“饱汉不知饿汉饥”那种。不信饿他们三天,那观点就很可能会改变。事情发生在历史上,我们要历史地看问题。求生是人的本能,在一万条生路给你堵死九千九百九十九条后,你没有理由要求每个人都不走最后一条没有人性的求生之路。吃人者和被吃者是同等悲惨的,而制造这种悲惨社会局面的罪魁祸首,则是最“没有人性”的。

  孩儿娘和姜树彬把人脑吃完后,再把人肉煮熟,把人脂炼成人油。为了不让其他人发现,二人把煮熟的人肉装在一个大坛子里,把炼制的人油盛在一个小坛子里,连夜在她家附近干了底的大塘底部偷偷挖坑,把坛子埋起来。剔光肉的人骨头,也坑埋在大塘底。之后,每天夜里他(她)们就偷偷扒开坛子上的封土,掀开盖子,取些人肉和人油,用罐子煨热吃。冬天气温低,他(她)们的人肉一直吃了很长时间。

  孩儿娘还向我介绍她煮人肉的体验:

  “人肉不同于其它肉。你别看人皮和人肉很薄,可是用水一煮,很快膨胀,人皮和人肉都会变厚。所以人肉是越煮越‘多’。”

  当时的姜寨,除他们二人外,村中还有一些人在偷偷吃人肉。由于这事是万万不能让别人(尤其是村干部)知道的,人们也只能是猜测,大家心中有数,可是心照不宣。

  姜树彬的婶子就怀疑侄子在吃人肉。据说有一天夜里,他婶子饿得奄奄一息,还不住地哀求着:

  “我饿啊!你们也给我一点(人肉)吃吧,我饿啊!……”

  然而,谁又敢把自己煮的人肉给她吃呢!她的哀求声越来越低,最后直到没有。她当夜死去。

  [附]小记:

  姜寨附近的村子王大营的西边一个沟滩(音“wen jiang tan”谐音:汶讲滩?),那里在1959年冬扔的饿死的人较多。横七竖八,饿殍一片。有一次,姜树彬一人夜晚偷偷摸到这沟滩,割了五个人头(有大人有小孩),背了回来。他把人头劈开,取出脑来煮吃。据他说,人脑易熟且味美,香如猪脑。

  “麻芳的脚底板嚼不烂”

  姜寨吃人肉最多的,除孩儿娘外,村东头还有一个外号叫后背头的女人。

  那是“59年”的事。一连数月的饥饿,人们身体严重营养不良,出现各种生理反应。后背头原来浓密的黑发,竟脱落大半。女人没有头发,光秃秃的头顶很不雅观,于是她把前额仅剩的少量头发向后一梳,盖在顶上。如此虽稍好看,但形象滑稽,大家就半开玩笑半当真,送她外号:后背头。说是外号,却比原名响亮,时间一长,大家都只知道她叫后背头,而没有人知道她的原名了。

  后背头有一个十多岁的女儿,叫爱容。丈夫饿死后,后背头和女儿相依为命。这些天食堂里有时一天做两顿稀饭,有时只做一顿,母女二人饿得实在撑不住了,就偷偷夜里割些野外饿死的人肉回来煮煮吃。一天下午,后背头见拖车从前面邻居家拉出,一问方知是邻居家的麻芳死了。麻芳是一个40多岁的男人,两个儿子姜汉崇和姜汉喜已去逃荒,他自己则活活饿死了。拖车把麻芳尸体拉出村,朝“万人坑”附近的干沟一倒,就算了事。后背头对麻芳十分熟悉,知道他虽是饿死,但身上也还有些肉。她决定天黑后去弄点他的肉吃。

  冬季日短,天很快黑下来。后背头还没有去,她担心去得太早容易碰到人。好不容易挨到半夜,她拿起工具,带上女儿,趁着夜色,摸到麻芳的尸体旁。伸手一摸时,二人不禁大吃一惊:尸体已经被人开了膛,臀部和大腿肉早已被偷割去。她们把麻芳的两只脚从脚脖子处割了下来,又在身体其它部位割些肉,才偷偷摸回去。

  连夜,母女二人在里间房靠墙处小心地支上盆,把弄回来的“东西”往盆里一倒,加些水,以盆代锅偷偷煮了起来。煮了一段时间,二人急切地捞出人肉就吃。咬一口,费了半天工夫也没有嚼烂。后背头对旁边的女儿说:

  “先别急吃,再煮一煮。”

  她们把人肉、人脚放回盆里,由女儿爱容烧火,又足足煮了半个时辰。

  她们再次掀开盖子时,一股带着奇香的水蒸气扑面而来。后背头用筷扎了块人肉,女儿捞出一只人脚,两人边吹着热气,边贪婪地吃了起来。

  尽管煮了这么长时间,待到女儿啃到脚底板时,却还是嚼不烂。这是可以理解的,麻芳本是农民,终日劳作,真可谓“脚底板不闲”,这部位角质化严重,比别处肉质更结实,当在情理之中。

  “59年”过后,过来的人们常在一起聊起各自经历的苦难和辛酸,包括吃人肉之类的事,大家也都畅所欲言,说给大伙听。一次,大伙又说起吃人肉的事,爱容接过话茬说:

  “麻芳的脚底板嚼不烂,煮了那么长时间,还那么结实。……”

  “麻芳的脚底板嚼不烂”这句话在全村迅速传播开来。终有一日,话传到麻芳两个儿子的耳朵里。闻此惨事的儿子悲愤交加,一起去找后背头“算帐”,幸在途中被他人拦住,方息事端。

  时光飞逝,一晃几年过去了。

  有一年的深秋,一个矮个子北方男人孤身来到姜寨村。据说他是因阶级成分高,政治风头急,在家乡呆不下去了,才逃到姜寨“避难”的。矮个子男人又勤快又能干,村民普遍对他印象不坏,加之当时姜寨刚过了“59年”,地多人少,大伙也就收留了他。人们只知道他姓魏,都叫他老魏。

  后来,经人撮合,老魏和后背头组成了新的家庭,并生育一女。再后来二人因性格不和又分道扬镳了,老魏一人回到北方老家。

  后背头一人领着一大一小两个女儿过活。记得笔者上小学时,她的小女儿比我高一级。那时政治气氛很浓,一群不谙世事的孩子被老师在课堂上的阶级斗争论调煽得仇恨满腔,这下后背头的小女儿因为父亲的阶级成分高而遭了殃。在上学和放学的路上,小女儿常被别的孩子给打哭,只上到小学五年级就辍学了。

  转眼到了改革开放的年代。后背头的两个女儿都已出嫁,无依无靠的她只好一个人生活。老宅的村民一家接一家搬到新宅,盖了新瓦房。她不愿搬走,也没有能力搬走。诺大的老宅,最后只剩下后背头一个人住在东北角的两间破土房里。

  今年春天,80多岁高龄的后背头去世了。据说她临死时两个女儿都不在身边,夜里她一个人从床上摔到地上,又爬到门旁边,最后凄惨地死在门旁边。直到第二天中午,人们才知道她夜里已经死掉了。

  今年暑假,我回到别了多年的家乡,特意去了一趟村东老宅。天气炎热难耐,远近知了的叫声让人格外心烦。老宅四面环沟,由路坝和外界相连,宅里栽了许多树,郁郁葱葱,遮天蔽日,地上到处都是疯长的蒿草。后背头的土房,早已人去屋空。后墙因雨水冲刷,已经部分倒掉,显得破败寒碜、冷清凄凉。我在土房前驻足良久,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

  生命从大自然中来,终究又回大自然中去。可是,不管是彪炳史册的大人物还是一介乡野草民,在其整个生命活动过程中,又都会演绎多少让后人思索玩味,扼腕长叹的故事啊!

  吃人肉(四)——父亲差点吃了人肉

  事情发生在父亲从安徽朋友韦天斗处逃荒回来不久。那些日,尽管每人每天有4两米的供应,但远远达不到一个人生命活动的正常所需。一天晚上,父亲、母亲、姐姐全家3口(逃荒归来后,家中其他6人已经全部饿死。9口之家当时仅剩3口)已经入睡,忽然有人轻轻叩门。母亲赶忙打开门,原来是西园的国平娘。只见她胳膊弯挎一只筐,筐里放着刀具。母亲正诧异,国平娘说:

  “俺老叔(按辈份,国平娘应叫我父亲为叔——笔者注),听说村东头的干沟底有个饿死的人,我们也去弄点吃吧!您不用动手,人肉由我来割,你只需和我来回一起就可以了。”

  饥肠辘辘的父亲有些动心。母亲在旁却极力反对,她劝告父亲:

  “你千万不能去啊!你要是去的话,明天我就告诉队长姜树森!”

  不知是怕母亲“告密”,还是其它什么原因,父亲最终还是没有去。国平娘最后只好悻悻离去。

  国平娘离开我家后,是自己割人肉去了呢,还是回去休息去了呢?我的父母都说不清。

  家乡的“万人坑”

  1959年,家乡饿死人大约发生在农历的9月到12月(12月死人明显减少,1960年初只有零星死亡)。饿死人的高峰期,则在10月和11月,每天都有几人死去。

  一天上午,队长姜树森来到姜振安住处,对他说:

  “听说西园的病号院里死了四个,你去把他们拉出去。”

  西园是我们村子的一部分,四面环沟,只一个小小的路坝和寨里相连。在那里腾出几间民房,就叫病号院了。由于住进去的人绝大部分是因饥饿而极度营养不良,而不是什么病,况且住进去仍然吃不饱,所以住进去没几天,人便死掉,然后拉出去。可以说,当时的病号院其实成为死亡的中转站。

  姜振安把拖车套上耕牛,拉到病号院。他和姜树森等人一起,把四个尸体抬上拖车。然后自己赶着牛,把死人拉到村东北二里许的“万人坑”。

  “万人坑”是乡民们后来对那个地方不约而同的称呼。说是“坑”,其实原来是一口深井,直径向井口渐阔,呈漏斗形。要说该坑曾填埋上万人,那是夸张了,但在 “59年”饿死人比较集中的几个月,这里的确是填埋死人最多的地方。不论是姜寨村还是附近别的村子,一个人饿死了,如果家中还有活着的,而且还有埋葬人的力气,就会把亲人单独埋葬在其它地方,这样也好有个坟墓;其余的,对不起,都是干部找人拉出,统统往该井一填了之。现在很难统计出该井当时填埋死人的准确数字,但据村里长者估计,几百人甚至上千人肯定是有的。笔者小的时候,那井已经变成一个大坑,每逢附近村子晚上放电影,我们小孩子总和大人们一起去看,有时为图捷径,就从该坑附近田间小路走过。起初孩子们不知情,并不害怕;后来有一次,一个大人边走边告诉我们:“这坑里‘59年’填埋很多饿死的人!”此言一出,大伙皆惊,齐呼“有”,一群人在夜色里争先恐后向前奔逃。我们小孩子被抛在后面,有胆小的竟吓哭了。

  把死人抬上拖车需要几个人,可是把死人抬下拖车也非易事,姜振安自己已经饿得很虚弱,他一个人是如何把尸体抬下去的呢?

  “这根本不需要抬,”姜振安说,“我把牛赶到井口旁边,这里地势向井口倾斜,拖车走过,尸体顺势就滑了下来,又顺着斜坡滑到井里去。我拉过很多,都是这样填井里去的。……”

  2005 年暑假,笔者回到别了多年的家乡。原来认识的乡民,普遍老了许多;后生晚辈,不曾相识,则都用了好奇的目光或远或近地盯着我,仿佛我是一个稀有动物。尽管天气炎热,我还是把自己孩提时代玩过的沟沟坎坎走了个遍。因雨水冲刷,地势变化不小,有的地方几乎无法辩认。我特意又去一趟当年“万人坑”所在地。当年的坑已经整平,乡民们在上面种着庄稼,如果你是一位不知情的异乡朋友,你绝对看不出这里曾是“万人坑”,也想象不到这长着茂密庄稼的土地下面埋着那么多饿死的幽灵。

  我在想,再过100年,还有人知道这庄稼地下的“故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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