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单人入荆服八郡
刘表为鲁恭王之后，“身长八尺余，姿貌温伟。”受学于南阳太守王畅，当地人生活挥霍奢华，他于是领头行俭，希望籍此改变民风。然而王畅的做法过于节俭，人民根本无法仿效，十七岁的刘表就劝过犹不及，应行中庸之道，所谓三岁定八十，刘表一生也奉行中庸之道。
少知名号八俊（又称八顾、八交、八友等）的他，党锢之祸时亡命才得免于被捕。党禁解，为何进辟作大将军掾，后迁北军中侯。当长沙太守孙坚杀了荆州刺史王睿后，刘表“在位十旬，以贤能特选拜荆州刺史”（见《全三国文》卷56《刘镇南碑》）。
当时袁术屯兵鲁阳并得孙坚效力，雄据南阳郡（前太守张咨也为孙坚所杀）；与孙坚共谋杀王睿的江夏太守刘详和武陵太守曹寅（注1）；不服的还有与孙坚同郡的苏代领长沙太守（恐怕是孙坚让他领）、南郡华容长贝羽、占襄阳的张虎和陈生；江南更是宗贼帅者众。
当时中国经济以农业为主，荆州三大农业地区为南阳盆地、以江陵为中心的江汉平原及云梦泽、以洞庭湖为核心的湘江流域。人口在古时就是兵力与赋税的来源，根据《续汉书．郡国志》所载永和五年（140年）的人口，南阳郡为全国人口最多之郡；占荆州人口近四成；户口数目比幽、交、并、凉四边州还要多。这等同说明刘表当时面对的是三大经济命脉都有不同程度的叛乱，尤其是编户的损失更为严重，绝对的烂摊子。
初平元年（190年）刘表先入南郡宜城，大概是希望先争取当地大姓的拥护，至少能让其家兵为己所用（注2）。果然获得蒯良、故交蒯越（注3）、蔡瑁为首的大族支持下，再纳蒯良、蒯越之言（注4），用鸿门宴杀掉55名（《后汉书》记作15）贼帅；遣蒯越与庞季劝降张虎和陈生，恩威并济下“诸守令闻表威名，多解印绶去。表遂理兵襄阳，以观时变”，控制南阳郡外的七郡了。
把州治移至襄阳的刺史刘表不可能不尝试收复南阳郡，虽上表袁术为南阳太守暂时示好，但“不修法度，以钞掠为资，奢恣无厌，百姓患之”的袁术把南阳弄至乌烟瘴气（见《后汉书．袁术传》），袁、刘之间的冲突只是时间的问题。
正如王夫之在《读通鉴论》卷9所言：“刘表之收荆州也，卓之命也，众皆讨卓而表不从，表有可讨之罪焉。”所以关东军中战果最丰的袁术、孙坚一路，至少对刘表也是保持戒心。这样不是不无道理，因为董卓死后刘表遣使贡献朝廷，其余党李?、郭汜也想连结刘表为援，便以他为镇南将军、荆州牧、成武侯、假节，刘表对董卓集团的态度可见一斑。董卓因刘表表袁术为南阳太守而把他们视作一伙，并认为“但杀二袁、刘表、孙坚，天下自服从孤耳。”（见《三国志．孙破虏传》注引《山阳公载记》），但刘表也确实没有派兵讨董。《后汉书．袁术传》所记的孙坚“率荆、豫之卒”，从长沙来的不就是荆州兵吗?这并不能证明刘表派过一兵一卒。
故《三国志．袁术传》云：“（袁术）又与刘表不平”。在关东和董卓眼中，刘表都不能算是同一个阵营，和日后“虽遣使贡献，然北与袁绍相结”的情形如出一辙。
关东军瓦解后，公孙瓒应袁绍之约出兵，但只是他逼韩馥自让冀州的一只棋子，光作嫁衣裳。其上级幽州牧刘虞又卷入二袁的争夺战中，公孙瓒欲引袁术为援而遣弟公孙越率兵至袁术，正巧袁术要从袁绍所表的豫州刺史周昂手中夺回阳城，从征的公孙越战死，公孙瓒便在一年后（初平三年）正式与袁绍火拼，战火遍及冀、青等州。
二袁争霸，袁绍因此找上有共同敌人袁术的刘表为盟友，那袁术也先发制人，初平二年（注5）遣他所表的豫州刺史孙坚攻荆州。董卓的并、凉军团对孙坚也尚且占不了多少便宜，何况刘表军?从江夏救援的黄祖于樊、邓之间战败，孙坚顺势渡汉水、围襄阳，黄祖逆战再次兵败，孙坚乘胜追击至枧山，也不知道是刘表幸运还是不幸，孙坚居然为伏兵所杀（《英雄记》与《典略》所云不同，说是为吕公所杀，现从《资治通鉴》）。虽然暂时解决了兵祸，却惹上了世仇孙氏一族。
袁术本已把南阳弄至民不聊生，孙坚一死，刘表断袁术粮道（见《三国志．武帝纪》），袁术为刘表所逼，初平四年正月而引军至陈留，又被曹操与袁绍联军败于匡亭，无力立足故东走寿春，刘表暂时再无外患。
注1．父祥，江夏太守、荡寇将军。时孙坚举兵讨董卓，以南阳太守张咨不给军粮，杀之。祥与同心，南阳士民由此怨祥，举兵攻之，与战，败亡。《三国志．刘巴传》注引《零陵先贤传》
及睿举兵欲讨卓，素与武陵太守曹寅不相能，扬言当先杀寅。寅惧，诈作案行使者光禄大夫温毅檄，移坚，说睿罪过，令收行刑讫，以状上。坚即承檄勒兵袭睿。《三国志．孙破虏传》注引《吴录》
2．岘山南至宜城百余里，旧说其间雕墙崇峻，汉灵帝末，其中有卿、士、刺史、二千石数十人，朱辕骈耀，华盖接阴，同会于太山庙下。《80御览》卷157引《荆州记》
岘山东南一里，江中有蔡洲，汉长水校尉蔡瑁所居。宗族强盛，共保蔡洲。《80御览》卷69引《荆州图经》
是时，瑁家在蔡洲上，屋宇甚好，四墙皆以青石结角，婢妾数百人，别业四、五十处。《襄阳耆旧记》
3．大将军何进闻其名，辟为东曹掾。越劝进诛诸阉官，进犹豫不决。越知进必败，求出为汝阳令，佐刘表平定境内，表得以强大。《三国志．刘表传》注引《傅子》
4．良曰：“众不附者，仁不足也，附而不治者，义不足也；苟仁义之道行，百姓归之如水之趣下，何患所至之不从而问兴兵与策乎?”表顾问越，越曰：“治平者先仁义，治乱者先权谋。兵不在多，在得人也。袁术勇而无断，苏代、贝羽皆武人，不足虑。宗贼帅多贪暴，为下所患。越有所素养者，使示之以利，必以众来。君诛其无道，抚而用之。一州之人，有乐存之心，闻君盛德，必襁负而至矣。兵集众附，南据江陵，北守襄阳，荆州八郡可传檄而定。术等虽至，无能为也。”《三国志．刘表传》注引《战略》
5．正如《通鉴考异》所讲，孙坚卒年有初平二年至四年三个版本，司马光认同裴松之在《山阳公载记》中所载孙策之表的“年十七”可以判断孙坚卒年，所以从《汉纪》和《吴历》的初平二年。
二、侵蜀野心并不息
兴平元年（194年）是刘表无外侵的珍贵数年之一：曹操与吕布争兖州，还没染指豫州；孙策还没平江东诸郡。刘表此时也没有闲，虽然还没向东追击在淮南的袁术，用兵方向却转向西方：刘焉父子的益州。
二刘早已结怨，刘焉曾经造作乘舆车服千余乘，刘表却上表称刘焉有似子夏在西河疑圣人之论。子夏之事可见于《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反正刘表的意思是刘焉僭拟，让蜀人拟之于天子。《资治通鉴》把此事放于初平二年，虽然不知道是否孙坚已死刘表才有空管，但正如前述刘表也谈不上甚么汉室忠臣，他自己日后不也僭天子之礼祭郊，而为从事中郎韩嵩所劝谏吗?不过刘表可能因此获得一些名义上的实利：
《后汉纪》卷27记刘表于初平三年十月，也就是李?等刚从王允手中夺回天子后不久，遣使入贡而被封为荆州牧，随之而来的一系列封赏，以《刘镇南碑》所记最为详尽：“即迁州牧，又迁安南将军，领州如故……遣御史中丞钟繇（应作黄门侍郎，御史中丞是兴平之后方任）即拜镇南将军，?鼓吹大车，策命褒崇，谓之伯父；置长史司马从事中郎，开府辟召，仪如三公。上复遣左中郎将祝耽授节，以增威重，并督交、扬、益三州，委以东南。”
其中督交、扬、益三州，果真成为刘表日后的三个用兵方向；也因为刘表已与董卓集团如此亲近，李?等覆灭也没有与其划清界线，无怪日后曹操能在诏书以“逆贼刘表”（见《三国志．士燮传》）相称。
兴平元年马腾、刘焉联军（注6）攻李?，刘焉二子刘范和刘诞战死；州治绵竹又遇天火，在痛失二子和遇殿灾下，移成都后不久便病亡。机不可失，何况当时还没有父死子代之例，李?他们当然以朝廷之命任扈瑁为益州刺史：欲以一诏文除却一与己为敌的诸侯。刘璋说好听点就是赵韪口中的温仁，实为愚弱。赵韪、王商等上表刘璋代父也不是因他们是忠臣，只是看中刘璋的无能，建安五年赵韪不就起兵数万攻刘璋吗?
据汉中的张鲁当时名义上为刘焉部下，实则是半独立状态，互惠互利，否则刘焉也不会借口米贼断道，“不得复通”。情况如任乃强先生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所分析：“治绵竹厚抚东州流民为己用，犹恐不敌，察见五斗米道徒与巨室豪门势不相容，乃躬自崇奉其教以绥纳之……称五斗米教徒为义民，任张鲁为督义司马……以断北道事委张鲁，而留其母，弟若表示其信道甚笃者。故能得道徒支持，孤立巨室豪门。”
刘表看准益州内忧外患之际，可借督益州的头衔扩张，乃遣别驾刘阖策反刘璋将沈弥、娄发、甘宁，不过战败而入荆州。《三国志．刘焉传》中“以赵韪为征东中郎将，率众击刘表”的一句，指的应该是此事；《英雄记》所言的赵韪受命攻荆州应如《后汉书．刘焉传》所记，“备（刘）表”为实。因为赵韪所屯的朐忍在巴东郡境内，并没有越永安，自然也无法东侵荆州。扈瑁既无法入蜀，朝廷只好改授璋为益州牧以讨好、修补关系。
沈弥等响应之因就要从刘焉消灭凉州黄巾后说起。刘焉其后借故杀州中豪强王咸、临邛长李权等十余人立威。犍为太守任岐、校尉贾龙由此起兵，但为刘焉的青羌兵所杀。诛大姓也有可能包括任乃强先生所分析，“应五斗米道教徒的要求，惩办豪门虐民者。焉实亦藉以剪除贾龙羽翼。”诛豪强在当时并不鲜见，但多数会惹起激烈反抗：曹操杀边让引致兖州迎吕布，差点覆灭；孙策诛杀江东者众，终意外招致前吴郡太守许贡客所伏杀。
正如高敏先生在《汉魏之际的几支特殊世兵》分析刘焉父子的党羽东州军：“东州兵主要由南阳流民组成，故东州人与益州地主之间的矛盾，本质上仍是流民同益州地主之间矛盾的继续；益州地主之所以怨恨刘璋，是因为东州人侵暴旧民，而刘璋不能禁，即东州兵仇恨益州地主而刘璋不加制止之故。”刘璋日后故是纵容，但其父生前不更是诛杀豪强吗?纳东州兵、招五斗米徒、诛豪强最终目的就是与益州大姓争权，如任乃强先生所言：“贾龙击灭马相，其志亦当甚侈，特以尚无缘与汉朝廷接纳，故远迎刘焉于荆州界上。其意之轻焉……焉初入蜀，一切措施，无非为制贾龙。”
《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巴志》巴郡临江县条中，当地有严、甘、文、杨、杜五个大姓，甘宁正是当中的甘氏。刘表有督益州之名也可算名正言顺，更重要的是刘表是厚结大姓，与刘焉父子完全相反，故甘宁等的响应可算是贾龙等大姓与刘焉父子之矛盾的余波。再后续的余波是得三蜀大姓响应的蜀地豪门赵韪之乱（注7）。
刘璋有善战的叟兵（也称青衣羌，日后蜀汉劲旅无当飞军就是由这西羌支族所构成）、效死命的东州兵，加上当时益州内部还没有发生大叛乱，入蜀难（刘备有内应且得刘璋相邀入蜀，北、东两路大军尚需数年且赔上庞统；陆抗率军数万围罗宪二千守军于永安，不克，被迫退兵），而没有再尝试侵略为人懦弱无野心、采守势的刘璋，也不失为明智之举，何况不久他将要忙于应
既结为兄弟，则同心协力，救困扶危;上报国家，下安黎庶。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皇天后土，实鉴此心。背义忘恩，天人同戮! ----罗贯中
付曹操和孙氏之侵。不过后遗症却是“刘璋与表有隙”（见《三国志．卫觊传》），情况至少维持至建安五年，赵韪虽有数万之众，但不欲腹背受敌而向荆州请和（注7），但这不等同二刘正式谈和。这情况的持续，曹操用朝廷的名义也可算上一功。卫觊虽然道路受阻困于关中，而无法“令璋下兵以缀表军”，但朝廷诏书应能通过汉中或新城、上庸，或经海路从交州到达成都，否则若这么多次诏书都根本不能到达，还会继续发吗?其中包括下令刘璋、孙策讨刘表、袁术（见《三国志．孙讨逆传》注引《江表传》）和赵韪作乱时征刘璋入朝并遣牛?代之（见《三国志．刘璋传》注引《献帝春秋》）的诏书。
但这不代表刘表没有再蚕食益州，有可能只是向抵抗力更弱、三不管地带——东三郡中的房陵出兵。西城、上庸、房陵三郡本汉中之县，《华阳国志．汉中志》称：“在汉中之东，故蜀汉谓之东三郡。”三郡崇山环抱、四塞险固，西汉时东三郡为罪犯流放之地。可经沔水、堵水、筑水到达襄阳，当中以益、荆交界的房陵郡离蒯族所在的中庐最近。蒋琬曾想以船载兵顺流攻魏兴（西城）、上庸，众议还路甚难非长远之策。因此张鲁据南郑之时这三县实际上已如田余庆先生在《东三郡与蜀魏历史》所说：“已与益州主要部份脱离，不得不各自为政……其中东端的房陵长久以来即受荆州襄阳的羁縻，也是势所必然。”
曹操平汉中后分置西城和上庸两郡，以在西城、上庸聚众数千家的申耽为上庸都尉，后其弟申仪又分别为蜀汉和魏任命为西城太守、加将军之职。申氏兄弟为双方所极力争取与孟达叛复有关，所以当孟达被斩后，很快为司马懿移出。
建安二十四年孟达从秭归北攻房陵，太守蒯祺为达兵所害，胡三省谓：“此郡疑刘表所置，使蒯祺守之，否则祺自立也。”查《华阳国志．汉中志》新城郡条，当中并没有提及有大姓蒯氏；但根据《校补襄阳耆旧记．卷2．蒯钦》的记录，中庐蒯祺娶了诸葛亮大姐；刘表曾以蒯越为章陵太守；曹操得汉中后并没有分出房陵郡；孙权日后在困难重重下也不愿罢手东三郡（注8）；再鉴于刘表趁交州刺史、苍梧太守身故而自己私署（见后文），刘表尚且染指五岭外的交州，有可能无视无主之地、在襄阳西北的险要（北面为武当山）、有战略价值（不攻永安也能到达益州）的房陵吗?对刘表来说近乎垂手可得的，所以让蒯祺任房陵太守，后蒯祺随蒯氏一同降曹，仍为曹操所留任是最大的可能性了。
向朗当如洪武雄先生在《蜀汉政治制度史考论》所言，继邓辅后为刘备东征时的产物，与廖化为宜都太守一样。
若无沔水相通，东三郡近乎绝地，于汉中和襄樊取得胜仗之际才出兵，合乎刘备的利益；“为达兵所害”可以判断出并不是出自孟达本人之意，只是兵荒马乱之际误中流矢之类意外身亡。这又能间接证明蒯祺为中庐大姓，若只是曹操所署的一个普通太守，是杀是俘也不重要；若是大姓才有结好的价值，何况还是诸葛亮的大姐夫呢！
6．董卓曾遣赵谦率军向益州，并说服蜀郡人贾龙起兵叛应，所以刘焉是与董卓集团有隙，故与马腾一拍即合，刘焉更派五千叟兵助战。
7．先是，南阳、三辅人流入益州数万家，收以为兵，名曰东州兵。璋性宽柔，无威略，东州人侵暴旧民，璋不能禁，政令多阙，益州颇怨。赵韪素得人心，璋委任之。韪因民怨谋叛，乃厚赂荆州请和，阴结州中大姓，与俱起兵，还击璋。蜀郡、广汉、犍为皆应韪。璋驰入成都城守，东州人畏韪，咸同心并力助璋，皆殊死战，遂破反者，进攻韪於江州。韪将庞乐、李异反杀韪军，斩韪。《三国志．刘璋传》注引《英雄记》
建安五年，赵韪起兵数万，将以攻璋。《华阳国志．刘二牧志》
8．建安十六年，岱督郎将尹异等，以兵二千人西诱汉中贼帅张鲁到汉兴（西城）?城，鲁嫌疑断道，事计不立，权遂召岱还。《三国志．吕岱传》注引《吴书》
逊径进，领宜都太守……又攻房陵太守邓辅、南乡太守郭睦，大破之。《三国志．陆逊传》
蜀（王先谦云安桥近蜀）、吴各遣其将向西城安桥、木兰塞以救（孟）达。《晋书．宣帝纪》
三、东进扬州累受创
兴平年间扬州有南北两扬州（自称的袁术和朝廷任命的刘繇），即东北与袁术为邻、东面与扬州豫章郡相接。袁术据九江后，又遣孙坚子策破庐江；汝南为袁氏的势力范围，因为此乃四世三公袁氏的老家，当时仍有黄巾余贼甘为袁术（后附孙坚只是附袁术表的豫州刺史孙坚）所用，官渡之战时袁绍仍能在汝南一呼百应。袁术以孙香为太守；孙坚曾率颍川太守李?讨董，颍川或还有
闻勇将不怯死以苟免，壮士不毁节而求生。
黄巾能为其效命（注9），能算势力范围，直至曹操迎天子于许都为止。建安元年正月曹操军至陈国武平，袁术所置的陈相袁嗣降，陈王刘宠和国相骆俊于建安二年中才为袁术所杀（见《三国志．武帝纪》），故袁嗣应仅有一县。建安二年（197年）前后，袁术版图还有所扩展：袁术曾欲让沛相陈?效命但被拒绝，一怒下自己私署，或建安元年征刘备时私署。舒仲应这沛相应有实土，建安二年时袁术留张勋、桥蕤于蕲县拒曹操（注10）。袁术自号徐州伯以吴景为广陵太守，这太守应有实土否则让他守哪里?刘备为吕布所袭后断粮，被迫投向吕布而改屯小沛（注11），这就为袁术所占，但肯定不是一个完整的郡：陈?父子在建安二年为曹操内应，朝廷便拜其子登（陈?从兄子）为广陵太守，治射阳；同年陈?（就算真的曾被袁术署为扬州刺史，至少已被袁术所逐）在广陵最北的海西县为孙策所破（见《三国志．孙讨逆传》注引《江表传》）。
兴平元年袁术从九江、庐江、汝南（大部份?）三郡，再扩土至一部份的广陵和沛国，领土遍及扬、豫、徐三州，百虫之虫死而不僵，刘表当初赶走袁术纯是撞大运杀孙坚后再断粮，但现在恐怕不能从施故技，能不惹为妙；荆南四郡尚未完全掌握，详见下章；孙策自从渡江南下后拓境迅速，刘表再胡?也不会忘记自己为孙策的杀父仇人吧?就算不出兵也应加强边境防备，更好的选择是把防线推前至豫章，所以纳入豫章郡是顺理成章的方向。而一切要从豫章太守周术死后开始说起。
根据华歆、诸葛亮、刘繇等人的本传及其注引，司马光整理后在兴平二年判断豫章太守的关系为：周术死后袁术私署诸葛玄为守，朝廷任命的朱皓出兵，诸葛玄败退西城。刘繇遣笮融助战，笮融却诈杀朱皓并代领郡事。刘繇出兵报仇并赶跑笮融，朝廷便用华歆继任。
华歆继后的豫章形势，可以参考建安三年太史慈向欲西征的孙策的汇报：豫章南的庐陵为僮芝以谎言自署为太守（注12）、豫章东的鄱阳民帅守境自立、豫章北的上缭有五、六千家自立，但输租布予郡而不会发兵助战。
但当中诸葛玄的细节根本没有理顺清楚，兴平二年刘繇被孙策打败，许邵劝其不如退保豫章，只要进贡曹操和刘表必定救援他这朝廷命官，但这只是许邵的个人想法，刘表并没救援过。司马光因为袁宏《后汉纪》这段话而采纳《三国志．诸葛亮传》其从父诸葛玄为袁术所署一说，因为他认为“若依表必不攻其所用”。
史界关于诸葛玄何年为守也有初平四年至兴平二年三个说法，所以《通鉴考异》的硬伤就是若前两者才为事实，那支持袁术说的理据自然就不成立。司马光这个兴平二年说的始创人，说服力较薄弱：朱皓之父朱?死于兴平二年三月，这个汉室忠臣之子恐怕也应丁忧吧?从州治曲阿兵败至彭泽要在三、四月间内完成，孙策何年渡江是另一问题，本文不作讨论，但时间上来说，诸葛玄为守应是兴平元年。
袁晔为吴国人，记吴国豫章事信服力会大点；袁术私署是其在寿春后的事，那时袁术之名早就臭名昭著：兄弟阋墙、攻杀刺史太守、欲让太傅马日?为己用，被拒后抢节逼其留下、用陈?子性命要胁，沛相陈?也不愿屈从等（见《三国志．袁术传》）。以诸葛家的家风来看，或者从考虑诸葛亮一家的安全著想，接受有交情、名声佳的刘表私署的豫章太守，恐怕才更加接近事实。
司马光曾在《通鉴考异》说“范书陶谦传亦云刘表所用”（胡三省作注时也没有质疑），当然如卢弼所言现在找不到这句，但如果北宋时《后汉书．陶谦传》压根没有这一句，要知道司马光**当时众多史家汇编该书，校对多次下还写上这句，会犯下如此业余的低级大错误吗?我认为可能性当真不大。
以前的《三国志》版本对比现存版本也有很多相异之处：一、发掘出土的臧洪和孙权残卷有异于现存版本之处；二、李吉甫所引《魏略》的内容，也大异于今版《三国志》（注13）；三、《80御览》是一部类书，按门类、字韵等编排以备查检，所以会删掉与检索内容无关的词句以作精简，只在首句加上时间，但所有内容都是出自该书及其注引，其中卷181引谢承《后汉书》“綦母君公立精舍，受《公羊传》”一句，对比《三国志．陶谦传》所引，多了“公立精舍”四个字。结合这么多例子，《通鉴考异》故可作刘表说的间接证据。
另一方面，否定《献帝春秋》诸葛玄被朱皓兵驱逐之说的《山东省志?诸葛亮库》和《诸葛亮评传》（余明侠先生著），都肯定诸葛玄卒年为《献帝春秋》所讲的建安二年，但却都回避了袁晔所述的死因：西城民反（当然，诸葛玄的首级不可能送给已死的刘繇）。从建安二年因城民反而被杀往上推，接受刘表私署，先把幼小置于襄阳后赴任（又或在任后遣亲信护送），不敌朝廷任命的朱皓后退保西城，是否更能满足大部份史料（注14）?退一步，就算诸葛玄为朱皓驱逐后回荆州，但为“刘表所用太守”的可能性也较“袁术所署”为大。
《三国志．刘繇传》正文的“保豫章”说明诸葛玄已被赶出郡治南昌，否则当用攻等字眼，这能间接否定《献帝春秋》中刘繇遣笮融助朱皓之说。诸葛玄既已退走，无论是否有求于刘表，被孙策赶至彭泽的刘繇，也没理由浪费兵力和多树敌人。佛匪笮融曾借机杀广陵太守赵昱抢掠，败兵先至的他看见靠山刘繇将倒而反水，杀朱皓代领郡事。上述整理恐怕比《资治通鉴》更能交代更多的事情。
刘表不遣兵攻朱皓，因朱皓是名臣朱?之子让他不得不有所顾忌，关乎名声。至于朱皓其兄，交趾刺史朱符应健在，还考虑遣兵假道零陵、桂阳入豫章，可以反推若杀朱皓者为刘表，再没有假道的问题，那朱符将会直接发兵报仇；张津新官刚上任，士燮在建安二年上书争取改为交州的可能性很大，是肯定《牟子理惑论》所说的间接证据；朱?和朱符同为会稽人，进一步肯定父子之说。父本传不载可能因其治下交州混乱，最终被杀不甚光彩（注15）。
刘表应付孙家的同时，也有数次主动出击：
建安四年（199年）时派黄祖之子射，统水军五千救援前袁术（袁术已败亡）的庐江太守刘勋，但被大败，孙策接收刘勋两千降兵、船千只。据《后汉书．文苑．祢衡传》记载黄射是章陵（以南阳郡南部分出）太守；曹操把祢衡〔送〕给刘表，《资治通鉴》放在建安元年，故黄射当时应仍为太守。
孙策乘胜追击攻夏口，刘表遣侄子虎、韩?率五千水军长矛兵（水战主要武器之一有矛）救援，再败，刘虎和韩?被杀。虽然杀敌数字肯定有水分，孙策上表诏廷所言的杀敌两万余、被水溺毙一万余、缴获船只六千余，“祖家属部曲扫地无余”，可以作参考。（见《三国志．孙讨逆传》注引《江表传》及《吴录》）
建安四、五年间，孙策因为骁勇的刘表从子磐多次入侵与江夏为邻的艾、西安诸县，从豫章分出海?、建昌等六县，以太史慈为建昌都尉，督诸将抗刘磐，自此刘磐再无侵犯。孙权统事后又委太史慈南方之事，以御刘磐。
孙权统事后以徐盛领兵五百，守柴桑长拒黄祖，黄射领兵数千攻击时，徐盛城中兵不满二百，仍伤敌千余，后开门追击破之。黄射自此不敢入寇。
建安十一、二年间，黄祖遣邓龙领兵数千攻柴桑，周瑜追击，邓龙被俘。（以上分见各人在《三国志》的本传）
9．（建安元年）汝南、颍川黄巾何仪、刘辟、黄邵、何曼等，众各数万，初应袁术，又附孙坚。二月，太祖进军讨破之，斩邵等，仪及其众皆降……（五年）汝南降贼刘辟等叛应绍，略许下……绍之未破也，使刘备略汝南，汝南贼龚都等应之。《三国志．武帝纪》
孙坚亦率豫州诸群兵讨卓……（徐）荣遇坚于梁，与战，破坚，生禽颍川太守李?。《后汉书．董卓传》
时袁绍盛於河朔，而汝南绍之本郡，门生宾客布在诸县，拥兵拒守。太祖忧之，以宠为汝南太守。宠募其服从者五百人，率攻下二十馀壁，诱其未降渠帅，於坐上杀十馀人，一时皆平。得户二万，兵二千人，令就田业。《三国志．满宠传》
太祖与袁绍久相持於官渡，绍遣刘备徇〔氵隐〕强诸县，多举众应之。自许以南，吏民不安，太祖以为忧。仁曰：“南方以大军方有目前急，其势不能相救，刘备以强兵临之，其背叛固宜也。备新将绍兵，未能得其用，击之可破也。”太祖善其言，遂使将骑击备，破走之，仁尽复收诸叛县而还。《三国志．曹仁传》
破文丑……与曹洪击〔氵隐〕强贼祝臂，破之。《三国志．徐晃传》
时袁绍举兵南侵，遣使招诱豫州诸郡，诸郡多受其命，惟阳安郡不动。《三国志．赵俨传》
官渡之役，四方瓦解，远近顾望，而此郡（颍川）守义，丁壮荷戈，老弱负粮。《三国志．文帝纪》注引《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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