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在政务上事必躬亲对蜀汉有哪些不利影响?

2020-12-09 作者:故事大全 阅读:
  三国历史作为中国历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有着它独特的魅力,今天三国历史频道就给大家来说一说三国中的故事,欢迎大家阅读。

    一

    《三国志?诸葛亮传》开篇介绍:诸葛亮字孔明,琅琊阳都人,汉司隶校尉诸葛丰后也。父?,字君贡,汉末为泰山郡丞。亮早孤,从父玄为袁术所署豫章太守,玄将亮及弟均之官。会汉朝更选朱皓代玄。玄素与荆州牧刘表有旧,往依之。玄卒,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身长八尺,每自比于管仲、乐毅,时人莫之许也。惟博陵崔州平、颖川徐庶元直与亮友善,谓为信然。

    刘备在新野的时候,经徐庶介绍,“三顾草庐”,请出诸葛亮辅佐自己。对此,《魏略》有不同的说法,认为不是刘备三顾草庐请诸葛亮,而是诸葛亮知道“刘表性缓,不晓军事”,才主动“北行见备”。《九州春秋》也持同样的说法。对此,为《三国志》作注的裴松之不同意,他依据诸葛亮《出师表》的“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的说法,认为“则非亮先诣备,明矣。”

    建安十六年,刘备占领成都,“以亮为军师将军,署左将军府事。先主外出,亮常镇守成都。”

    刘备在建安二十六年称帝后,策诸葛亮为丞相录尚书事,假节。张飞死后,领司隶校尉。

    章武三年春,刘备病重,诏敕后主刘禅曰:“汝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建兴元年,封诸葛亮武乡侯,开府治事。后又领益州牧。

    建兴十二年秋八月二十三日,诸葛亮在五丈原卒于伐魏军中,时年五十四岁。谥为忠武侯。

    观诸葛亮一生,可谓一完人、一能人、一奇人、一神人。既出仕为人臣,对刘备父子忠贞不贰,治国治军兢兢业业、呕心沥血,堪称一完人;治理弱小蜀国保其平安,统帅弱小军队屡斗强敌,堪称一能人;涉猎广泛,博学多才,不论政治、军事、文化乃至于天文地理,似无所不知无所不晓,堪称一奇人;由于后人在小说、戏曲中对借箭、借东风等故事的渲染,诸葛亮又成为一神人。也可以说,诸葛亮是中国历史上忠臣的代表、智慧的化身、勤奋的典范。其人其事,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享誉中外,有口皆碑。有多少志士仁人,视之为神圣,争相效仿。诸葛亮一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已成为不朽的警句格言。

    二

    诸葛亮之忠之智之勤的同时,决定了他的性格中必然出现事无巨细、事必躬亲的特点。

    按《魏略》记载,建安初年诸葛亮在荆州与颖川石广元、徐元直(即徐庶)、汝南孟公威等俱游学,“三人务于精熟,而亮独观其大略。每晨夜从容,常抱膝长啸。”诸葛亮说他们三个人如果出仕作官可以当剌史、郡守。三个人反问诸葛亮,诸葛亮“笑而不答。”诸葛亮所以笑而不答,是其志向与三人不同,是要“治国平天下。”那个时候,他不仅求学读书,而且时刻留意天下大事,未出山时,“三分天下”的隆中战略早已了然于胸。先于诸葛亮辅佐刘备的徐庶,虽然都是同学好友,却没有见到他在战略问题上给刘备出过什么主意,倒是临去时把诸葛亮这个“卧”推荐给了刘备。可见,诸葛亮的才学识是比那三位高出一筹的。

    诸葛

  盖闻明主图危以制变,忠臣虑难以立权 ----罗贯中

亮一开始就与刘备“情好日密。”为此,关羽、张飞都不太高兴。刘备曾解释说:“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赤壁之战前,诸葛亮请命赴东吴,促成孙、刘联盟,获赤壁大胜。后与关羽镇守荆州。又与张飞、赵云等率众溯江进军成都。镇守成都时,充分展示了诸葛亮的理政才能,使刘备政权“足食足兵。”

    诸葛亮事无巨细、事必躬亲的记载出现在刘备托孤之后。《三国志?诸葛亮传》说:“建兴元年,封亮武乡侯,开府治事。倾之,又领益州牧。事无巨细,咸决于亮。”《魏略》里还说:“亮亦以禅未闲于政,遂总内外。”意思是诸葛亮以为刘禅不熟悉治理国家,所以内外之事都承揽了下来。陈寿在最后评定诸葛亮时说:“及备殂没,嗣子幼弱,事无巨细,亮皆专之。于是外连东吴,内平南夷,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极,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至于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也。”从这短短的评语中,足可以看出诸葛亮付出了多么大的心血!

    凡重大军事行动,诸葛亮无不率军亲征,直至身死五丈原。建兴三年春,诸葛亮率众南征孟获时,丞相长史平阳侯王连就劝阻诸葛亮不要亲自征之,“此不毛之地,疫疠之乡,不宜以一国之望,冒险而行。”虽然诸葛亮也因为王连言词恳切,有所犹豫,“故停留者久之。”(《三国志?王连传》)最后还是率军亲往。南方既平,没有了后顾之忧,诸葛亮集中精力留意于北方。用了两年多时间作伐魏的准备。“军资所出,国以富饶,乃治戎讲武,以俟大举。”(《三国志?诸葛亮传》)建兴五年,诸葛亮作有名的《出师表》,率军北驻汉中,开始长达十二年的伐魏战争。此期间,大小战事,诸葛亮无不亲自谋划、亲自指挥,胜负之间,殚精竭虑,既展现了诸葛亮的雄心大志、耿耿忠心,又说明了诸葛亮事无巨细,事必躬亲。

    “罚二十以上,皆亲揽焉。”这事出自于《魏氏春秋》的记载。建兴十二年春,诸葛亮率军由斜谷出,占据五丈原,与宣王司懿对垒。“亮每患粮不继,使已志不申,是以分兵屯田,为久驻之基。耕者杂于渭滨居民之间,而百姓安堵,军无私焉。”这样相持百余日,双方还有使者来往。一次,诸葛亮使者至,司马懿不问戎事,单问诸葛亮吃饭睡觉及其管多少事多大的事。使者回答说:“诸葛公夙兴夜寐,罚二十以上,皆亲揽焉;所啖

  卧龙南阳睡未醒,又添列曜下舒城。苍天既已生公瑾,尘世何须出孔明!

食不至数升。”陈寿在《三国志?诸葛亮传》中对诸葛亮的评价也说到:“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而且“善无微不赏,恶无纤不贬。”这既可以说明诸葛亮是“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也如司马懿所说,“食少事烦,其能久乎?”

    “自校簿书”。裴松之为《三国志?扬戏传》作注中,用了《襄阳记》的一段故事:“亮尝自校簿书”。扬锸谏曰:“为治有体,上下不可相侵,请为明公作家譬之。今有人使奴耕稼,婢典炊爨(cuàn),鸡主司晨,犬主吠盗,牛负重载,马涉远路,私业无旷,所求皆足,雍容高枕,饮食而已。忽一日尽欲以身亲其役,不复付任,劳其体力,为此碎务,形神疲困,终无一成,岂其智之不如奴婢鸡哉?失为家主之法也。”接着,扬锸还说了邴吉丞相不问横道之死人而忧牛喘、陈平丞相不知钱粮之数说“自有主者”两个汉初的典故,批评诸葛亮“今明公为治,乃躬自校簿书,流汗竟日,不亦劳乎!”

    诸葛亮尤其讲究细节。《袁子》说:“亮率数万之众,其所兴造,若数十万之功,是其奇者也。所至,营垒、井灶、圊溷(qīng hùn 厕所)、藩篱、障塞皆应绳墨,一月之行,去之如始至,劳费而徒示好。”军中吃、住、行诸般事务,都要用绳墨衡量,务求整齐划一、规范标准、毫不走样。那个年代,又在战争中,做到这个程度,何其难也。可见诸葛亮又何其细也,何其严也。诸葛亮在五丈原最后一次与司马懿对垒,蜀军退后,司马懿“案行其营垒处所”,感慨地说,“天下奇才也!”(《三国志?诸葛亮传》)不仅如此,诸葛亮还“好治官府、次舍、桥梁、道路”,这些都要亲自安排、亲自设计、亲自督办,则又可见诸葛亮何其辛苦也。

    “长于巧思”。《三国志?诸葛亮传》记载:“亮性长于巧思,损益连弩,木牛流马,皆出其意;推演兵法,做八阵图,咸得其要云。亮言教书奏多可观”。《魏氏春秋》说,诸葛亮作“八务、七戒、六恐、五具,皆有条章,以训厉臣子。”连弩不是太复杂,木牛流马虽有详细说明流传,但至今尚无人仿造得出。诸葛亮还有《诸葛氏集》计二十四篇、十万四千一百一十二字。

    三

    儒家所谓中庸之道,贵在“执其两端用其中”,所以“过犹不及”。诸葛亮事必躬亲,当然会产生一些负面影响。

    一是隆中决策的战略目标没有最终实现。诸葛亮隆中决策是三国时期极为重要的战略思想,作为刚出仕的杰作,可谓“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但事后分析,这个战略也非十全十美,有其先天不足之处。以蜀之力,既要“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又要“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如此兵分为二,正是诸葛亮《后出师表》所说的北魏“适疲于西,又务于东”,即所谓人之弊端,已之“乘劳”。建安二十四年,关羽进攻樊城曹仁,曹操派于禁支援,又被关羽所败。这一仗,“于禁所督七军皆没”,关羽“威震华夏”,曹操竟商议迁都以避关羽锋芒。(《三国志?关羽传》)此时,恰是实施隆中决策的最佳时机。然而,我们却既没有看到“务东”支援关羽,也没有看到“出于秦川”而北上。关羽败亡、丢了荆州以后出现的一大变局,就是蜀魏两家“攻守之势异也”(语出贾谊《过秦论》)。此时,诸葛亮并没有依据局势之变及时调整其战略思想,乃至于频繁用兵于北,以被削弱的西蜀攻击已经壮大的北魏,其结果必然是徒费诸葛亮之心血、空耗蜀之民力财力。对此,张俨的《默记》批评说:“诸葛丞相有匡佐之才,然处孤绝之地,战士不满五万,自可闭关守险,群臣无事。空劳师旅,无岁不征,未能进咫尺之地,开帝王之基,而使国内受其荒残,西土苦其役调。”此说可谓切中要害。

    二是致蜀少人才,又有用人不当。裴松之在《三国志》注中引用徐盛的评论:“蜀少人才,故慈、潜并见载述。”意思是相比较而言,蜀中人才不多,所以像许慈、胡潜这样的也给他们立传。《袁子》也说,蜀“小国贤才少。”其实刘备是比较善于发现和使用人才的,入蜀前后文臣武将队伍已有一定规模,为什么最后还是缺少人才呢?对此,诸葛亮应当负主要责任。古人说:“十邑之内必有忠信。”“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以诸葛亮之才之志,非常人所能望其项背。然而,“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善。”一般的才智轻易不会来投诸葛亮,即使来了也未必能派上用场。在用人上,蜀难以比魏。像张辽、张绣等武将都曾大败曹操,像贾诩、许攸等谋士都来自敌营,像陈琳这样的文士曾骂得曹操体无完肤,然最终都能为曹操所用。而误用马谡,致街亭之败,则是诸葛亮最大的一次失误。刘备知道诸葛亮对马谡偏爱有加,“深加器异”,所以在临死前特别告诫诸葛亮:“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亮犹为不然,以谡为参军,每引见谈论,自昼达夜。”(《三国志?马良传》)还有对待关羽,也有过失。关羽听说重用了降将马超,很不以为然,竟写信问诸葛亮“超人才可谁比类?”此信显然是关羽骄气横生的表述。诸葛亮对这种必败之因,既没有亲自晓之以理,又没有使刘备这个当大哥的戒之以情,仅以“未及髯之绝伦逸群也”敷衍过去。结果关羽“省书大悦,以示宾客”,此后越加骄纵,以至无视联吴战略,最后因轻敌而致败亡。因此,可以说是诸葛亮宠关羽之骄在前,才使关羽轻敌致败继之于后。关羽败亡,乃三国形势一转折性变化,实际成了诸葛亮、刘备乃至西蜀的一大悲剧。自此,蜀与魏争霸的基本条件已不再。还有,对彭岭(yàng),“诸葛亮虽外接待岭,而内不能善,屡密言先主,岭心大志广,难可保安。”(《三国志?彭岭》)最后刘备把他调出任江阳太守。还有对待叛将孟达,诸葛亮致书约其为伐魏外援,“达得亮书,数相交通,辞欲叛魏。”到了司马懿征讨孟达的时候,“亮亦以达无款诚之心,故不救也。”(《三国志?费诗传》)

    三是决策前讨论不够,很少集思广益。刘备托孤之后,由于“事无巨细,咸决于亮”,在一些有争议的问题上,诸葛亮又不能采纳别人的意见,所以出现了一些失误。建兴六年的街亭之败,实际是诸葛亮违众意用马谡造成的。当时有“宿将魏延、吴壹等,论者皆言以为宜令为先锋”,结果诸葛亮没听大家意见。致书叛将孟达诱其为外援,费诗也不同意,说:“孟达小子,昔事振威不忠,后又叛先帝,反复之人,何足与书邪!”对这个意见,“亮默然不答”,最后还是发书联络,致孟达死。其实,刘备也不大组织决策前的讨论,以致于东征孙权为关羽复仇时,群臣多谏,一概不从。东征大败后,诸葛亮叹息曰:“法孝直若在,则能制主上令不东行;就复东行,必不倾危矣。”只可惜法正已死。所以,决策前讨论之风,蜀未兴也。对此,诸葛亮并非不知不觉。《三国志?董和传》说,亮为丞相,教与群下曰:“夫参署者,集众思广忠益也。若远小嫌,难相违覆,旷阙损矣。违覆而得中,犹弃弊跷而获珠玉。然人心苦不能尽,惟徐元直处兹不惑,又董幼宰参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来相启告。苟能慕元直十一,幼宰之殷勤,有忠于国,则亮可少过矣。”话是这样说了,实际没有做到。

    四是刑法峻急,又“赦不妄下”。刘璋暗弱,治蜀失之于宽。所以诸葛亮认为政宽则应纠之以猛,故“刑法峻急,刻剥百姓,自君子小人感怀怨叹。法正谏曰:‘昔高祖入关,约法三章,秦民知德,今君假借威力,跨据一州,初有其国,末垂惠抚;且客主之义,宜相降下,愿缓刑驰禁,以慰其望。’”这段话出自《蜀记》。裴松之不同意“刻剥百姓”的说法,说“未闻善政以刻剥为称”,这有道理。诸葛亮治蜀可谓善政,但为了纠正刘璋的弊端,也只好严刑峻法。《华阳国志》曰:“丞相亮时,有言‘公惜赦’者。亮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吴汉不愿为赦。’”道理是这样说,但对廖立则似有所屈。当初廖立年未及三十即为长沙太守,东吴来使问诸葛亮“士人皆谁相经纬者”。诸葛亮说:“庞统、廖立,楚之良才,当赞兴世业者。”后来,廖立对自己的官职不太满意,说了一些批评朝政的话,诸葛亮知道后,废廖立为民徙汶山郡。“立躬率妻子耕殖自守,闻诸葛亮卒,垂泣叹曰:‘吾终为佐衽矣!’”即使这样,廖立仍然“意气不衰,言论自若。”(《三国志?廖立传》)还有那“少以才干称”的李严,获罪被废为平民,“闻亮卒,发病死。”(《三国志?李严传》)这二人本来盼诸葛亮能赦已之罪,自补前过,听说诸葛亮死讯,都大失所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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