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又称百日维新)运动，是19世纪末中华民族同帝国主义矛盾激化的产物，是一场旨在挽救祖国危亡的爱国运动，又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思想启蒙运动。它是中国人民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一个驿站，有着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但是由于封建主义经济基础的牢固，政治力量的强大、思想影响的根深蒂固，
戊戌变法
的失败带有必然性。
戊戌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
：这是由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决定的，在当时的情况下，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水平低下，经济基础很薄弱，资产阶级的力量相当弱小。资产阶级力量不足以同封建腐朽势力相抗衡。
主观上，戊戌变法的失败是由于：
(一)、资产阶级维新派的软弱型和妥协性，缺乏反封建的勇气，只采取改良的办法，而且还对封建反动势力寄予幻想。从变法诏书的内容看，具体表现为：
1、变法诏书没有触动封建顽固派的实权地位。政治上，取消闲散重选机构，裁汰冗员，废除旗人寄生特权，准许官民上书言事。这有利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参与政权，精简机构，提高效率，但是没有涉及论战中君主立宪等政治主张。最突出的是慈禧太后仍然牢牢的控制着光绪帝和左右整个局势的权力。维新派幻想顽固派会放任他们去变法。显然，他们对资本主义制度与封建制度的严重对立性认识不足，也缺乏政治斗争的经验。
2、变法诏书中的军事方面，精练陆军，改习洋操，实行征兵制，添设海军。这有利于加强军队战斗力，抵抗外来侵略，加强对人民的统治，却没有采取由维新派掌管军队的措施，以致于面对政变阴谋，束手待毙，最后运动失败了。很明显地，他们对政治斗争残酷性认识不足，没有认识到军队在政治斗争中的重要作用。
(二)、维新派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却不明确提出反帝的具体主张，甚至还对侵略者抱有幻想。譬如：在甲午战争之前，中国人一直视日本为‘蕞尔岛国’、‘东夷小国’。但在历时近十个月的甲午战争中，中国却惨败于向为国人小觑的日本。而战后的康有为却喊出“不妨以强敌为师资”的口号，说“我朝变法，但采于日本，一切已足。”并邀请伊滕博文辅佐变法，还说“风闻东洋故相伊滕博文即日到京，将专政柄。臣虽得自传闻，其应如响。伊滕果用，则祖宗所传之天下，不啻拱手相让人。”
(三)、维新派既没有政治实力，又缺乏政治经验，更没有经济和军事实力，却有自命清高脱离了广大人民群众，一味依靠没有实权的光绪皇帝。
(四)、维新派改革操之过急。始终同情变法的
李鸿章
把维新运动的失败归咎于“变法太急,用人不当”,是很有道理的。变法中,康有为等政治运作的最大失误,莫过于把清廷最高实权人物——慈禧太后弄到了敌对的方面。自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六月十一日颁布“定国是诏”开始正式变法，不过，光绪皇帝
推进改革的办法，是靠急风暴雨式地、毕其功于一役式地发布谕旨。有时一天竟多达十几道，反映了他变法的急切心情。据统计，在“百日维新”期间，他一共发了110道谕旨、诏令。而所有这些上谕彼此之间几乎没有相互的支持，甚至说缺乏政治上的基本章法。欲速则不达，反而适得其反，得罪大批既得利益者。光绪帝和维新派全变、大变的急进变革主张，造成整个社会结构的强烈震荡，使许多与现存社会有利害关系的社会集团和政治势力觉得受到了威胁。百日维新期间，上谕达一百一十多件，令人目不暇接。各地方官员都怨声载道。光绪帝严惩阻挠变法的官员，树敌太多。至于废除八股改革科举制度这一举措，又在庞大士人群体中引起普遍的恐慌。
客观上
，代表顽固思想和利益的顽固派大力阻挠。祖宗崇拜和“华夏中心”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点。祖宗崇拜将祖先、祖制神圣化，使任何改革都非常困难，总被视为“数典忘祖”。“华夏中心”论认为，中国是居世界中心的“天朝上国”，只有中国文化最优秀。“祖宗崇拜”与“华夏中心”结合在一起，使学习、参考外国的任何改革都被斥为‘以夷变夏’的大逆不道，因而更加困难。在古代倡导“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训”、“人言不足恤”的王安石变法以失败告终。在近代，《海国图志》、同文馆、修筑铁路等等更是历经曲折。
从国际环境上看
，中国戊戌维新于19世纪90年代末，世界资本主义已经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列强通过争夺殖民地的高潮已经基本上把世界瓜分完毕。中国成了列强在东方争夺的“惟一富源”，出现了瓜分中国的狂潮。这时帝国主义列强绝不愿意中国成为一个独立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国际环境对中国维新运动很不利。中国土地大，人口多，发展起来对其他国家不利，而世界的资源是有限的。其他国家也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西方对日本的改革维新大力扶持，而对清朝晚期的戊戌变法采取破坏行动。而日本土地面积小，再怎么发展也不会对西方构成严重的威胁，这也是为什么西方自明治维新起就一直受到西方扶持的原因，用一个强大的日本控制中国的发展。
于是，维新运动在中外反动势力的共同绞杀下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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