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首先会想到「浸猪笼」，但答案远没有那么简单：视情况不同，从免于处罚到处以极刑都有可能。
中国古代礼法一直讲究「男女之大防」，对于性犯罪更是严防死守。性犯罪不仅破坏社会风气，有违伦理道德，更是对传统社会等级制的挑战。因此，除道德说教外，统治者也希望以法律上的严惩来达到威吓效果。
清朝法典《大清律例》将性犯罪称为奸罪，大致分为和奸、刁奸、强奸三类。其中，和奸指有夫女子与丈夫之外的男子通奸，也包括无夫或丧夫的女子，与当下语境中的「通奸」最为类似，强调双方发生性关系时的自愿性。
由于奸罪属于重罪，清律对于其认定要求还是很高的，必须是在男女通奸过程中被当场抓获，否则就以无罪论处，这大致保证了犯奸的真实性和准确性。
在奸罪认定后，就涉及到对奸罪的处罚了。由于清代社会等级和宗法制度的存在，奸罪的处罚也会随当事人的社会地位、亲属关系乃至发生时间的变化而不同。
清朝社会可粗略划分为三个阶层：以王侯官员为主的贵族阶层、以士农工商为主的平民阶层和以奴婢倡优为主的贱民阶层。在清朝律法中，若无特别声明，犯罪主体通常指平民，而贵族和贱民则算作特殊犯罪主体，量刑也会有所不同。
若平民女子与其他平民存在通奸之实，通常会受杖责之刑。女子有无丈夫也会影响量刑，《大清律例》中规定，「凡和奸，杖八十;有夫者，杖九十」。除刑事责任外，通奸女子也要承担民事责任。和奸女子因为损害了丈夫的权威和利益，所以丈夫有权决定她的去留，即使将她嫁卖他人也不得反抗。
此外，清朝对于平层阶层中的军民有特殊的规定。由于军民承担着保家卫国的责任，所以法律对于军民妻子通奸的处罚要更重，「其军民相奸者，奸夫、奸妇各枷号一个月，杖一百」。在加重杖责的同时，也加上有羞辱意味的伽号，可见清朝对军民权利的保护。
而当双方均为贵族时，通奸的代价可能是身家性命，「凡职官及军民奸职官妻者，奸夫、奸妇并绞监候」。贵族阶层多为世家大族，通奸不仅损害家族名誉，还危及血统的纯正，所以清代统治者非常重视贵族阶层内部的秩序，立法中处罚极重。
至于贱民间的通奸行为，《大清律例》中规定，「其奴婢相奸，不分一主、各主……奸夫、奸妇各杖一百」。可以看出量刑要重于平民，体现出贱民身份之卑微。
当然，通奸行为并不限于阶层内部，荷尔蒙不会因阶层的区隔而失效。针对这种情况，清朝法律的处理原则是：若女子与地位低于自己之人通奸，则加重其刑法;若女子与地位高于自己之人通奸，则减轻其刑法。
以贱民与贵族间的通奸为例，若奴仆或雇工与贵族主人妻女通奸的，双方都要处以斩立决。女方身为贵族，却自甘与贱人为伍，为礼法所不容。而若男主人与已婚婢女通奸，则只处罚主人一方，女方无罪。因为婢女听命于主人，通奸可能为形势所迫，所以不用承担法律责任。
此外，清朝法律还专门列出两种特殊的奸罪——亲属相奸和居丧奸。
清律中的亲属相奸，是指与父系亲属、母系亲属、配偶亲属发生的奸淫行为。亲属相奸打破了尊卑有别的家族秩序，被视为禽兽之行，处罚也异于常人，根据「尊卑、亲疏、长幼」来定罪量刑的。亲缘关系越近，刑罚越重;亲缘关系越远，刑罚越轻。
这其中亲缘关系的远近，要通过服制制度(也称丧服制度)体现。清律中的服制划分五等：斩衰(一服)、齐衰(二服)、大功(三服)、小功(四服)、缌麻(五服)。这五等从重到轻，越近的亲属所穿服制越重。
例如，清律中规定，「若奸父祖妾、伯叔母、姑、姊妹、子孙之妇、兄弟之女者，奸夫奸妇各决斩」。所列亲属都属二服之内，血缘关系很近，通奸的男女双方罪无可恕，都处以决斩。
至于居丧奸，则是一种对时间有特殊要求的奸罪，指在父母或丈夫丧期内与他人发生性行为。其中，若是女子在丧期内犯和奸之罪，对父母是不孝，对丈夫是不忠，所受惩罚比普通和奸罪加两等。
除国家法律外，民间还普遍实行家法族规，各家族制定符合自身情况的族规，来约束族人的行为，其中也包括对奸罪的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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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名门望族的女子出现通奸行为，那她的结局往往是被逼自尽，以保全家族名声。至于浸猪笼、沉潭、活埋等手段，虽有文献记载，但并不多见。
但一些无法承担再娶费用的穷人，对通奸的妻子也只能忍气吞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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